【東籬】我的寒窗十年(散文)
1953年6歲
這一年,我已經(jīng)認識很多字了,父親是我的啟蒙老師。六歲識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簡直是不屑一提的事;然而,在七十年前那個普遍文盲的時代,還是值得一書的。不客氣說,在我的玩伴中,還沒有一個能比上我的,包括出生于知書達禮之家的小毛子和小虎子。
大概是夏天的一天吧,父親找來一張漢語拼音字母表,他踩著板凳,用粉筆抄在屋內(nèi)的東大山墻上,并把每個字母用他那冀北土語的口音給我念了一遍,又告訴我兩個字母可以拼出一個漢字的發(fā)音。如果一個生字旁邊標著字母,你一拼,就知道這個字念什么了,這樣,靠拼音字母就能認識生字。最后他說:“我也不大明白,你‘個人’(就是‘自己’的意思)琢磨去吧。”從此,我就成了自修生了。由于我父親的發(fā)音不準確,給我造成了誤導,有些字母到底應(yīng)該念什么,讓我“琢磨”了好久好久,才完全“認識”了。你想,若把字母念錯了,還能正確地拼出漢字來嗎?隨后,我又發(fā)現(xiàn),并不是絕對的兩個字母拼一個字,有的字只用一個字母就行,比如:“啊”字,只用“ㄚ”一個字母就可以拼出來,還有,ㄞ、ㄢ、ㄤ、ㄠ,都是一個字母就能拼一個字;它們與另外一個字母還能拼出另一個字來,比如,“包”字,用ㄅ和ㄠ拼在一起,“發(fā)”字用ㄈ和ㄚ拼在一起;而有的字卻需要三個字母連在一起才能拼出一個字來,比如:“刷”,需要ㄕㄨㄚ三個字母,等等;但是大多數(shù)的字是用兩個字母拼出來的。發(fā)現(xiàn)了這個“密碼”以后,很快,我就將拼音的規(guī)律熟練掌握了,于是,父親又給我弄來了一本半舊的字典,等于給我送來了一個文字寶庫,我的“識字量”突飛猛進起來。我的這一“聰慧”,博得了我父親那一圈朋友(都是區(qū)村干部)的盛贊,并得到了幾位“父友”的聯(lián)合獎勵──用報紙包著的一個郵包。里面是一只自來水筆、幾個筆記本和一個本夾子。這是他們當著我的面許了愿之后,讓我盼了好久,最后由村通信員給我送來的。
1955年8歲
夏天過后,我上了小學。八歲上學,在那時也是年齡最小的。我報名上學的經(jīng)歷,在2010年寫了《報名》一文,里面情景,都是真的。我的一年級班主任老師叫蘇玉芝,是從外地調(diào)來的單身姑娘,借住在和她一起調(diào)來的同事魏永義老師家里,很不容易。蘇老師對我挺好,讓我當了第一批少先隊員。和我一起上學的同院玩伴劉覲墀(小虎子)也入隊了,而劉贊墀(小毛子)卻沒入上,其實小毛子也挺好的,就是太“蔫吧”了。我的性格也很懦弱,但是我特別聽老師的話,自然就博得了老師的好感。我上二年級的時候,換了班主任,蘇老師就轉(zhuǎn)走了,并在新的工作地結(jié)了婚,后來聽說她不幸病死了,只有三十歲左右。
1958年,11歲
新中國建立以后,每年都有重大的決策出臺。但是,直接關(guān)聯(lián)到我這個小孩子的,應(yīng)該從這一年的“除四害”運動起始。這年的2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除四害講衛(wèi)生的指示》。中央在指示的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區(qū)和專區(qū)都必須在今年上半年定出本區(qū)的除四害、講衛(wèi)生、消滅重要疾病的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并且必須按月按季對所屬單位的工作狀況加以檢查評比通報,以便表揚先進,督促落后。”共產(chǎn)黨的號召歷來是全民動員雷厲風行,而除四害這種活動我們小孩子也完全能夠參與,好么,我們小學生立刻就成了一支最活躍的力量。2005年我寫了《捉麻雀》一篇小文,記述了那場運動的一個小鏡頭,就算沒扔下一個空白吧。
一九五八年及一九五九年的各項大躍進留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激動之下,寫了一篇《在大躍進的年月里》,記錄了秋翻、搶收、吃食堂等幾個鏡頭。后來自己都感覺水平太一小般了,只好忍痛淘汰了,從中摘出來《抗旱》《送糧》兩個片段,留存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夢亦非煙》里。在這值得我一顯的是:從廢品中拔出來的這兩篇小作文,后來竟然在貴州名刊《山花》雜志上得以原樣照發(fā)。
1961年,14歲
暑假之后,我小學畢業(yè)。9月7日,到坐落在榆樹臺鎮(zhèn)南端的梨樹縣第三中學報到。我在《為了那張畢業(yè)相》那篇文章里講述了告別小學時代的最后一次艱辛經(jīng)歷和能考入中學的不易。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說:“我們新發(fā)堡小學四十八名畢業(yè)生,考上了七個,七比一,這還是我們?nèi)绺餍W??忌献疃嗟??!苯o我送這個喜訊通知的,是住在我家后院的劉志賢老師,我朝她叫大姐。劉老師是我的玩伴小虎子和小毛子的本家,并且還是他倆的晚輩。那天晚上,她來到我家,開口就問我:“書杰,你考得咋樣啊?”我當時并沒有反應(yīng)過來,乖乖地說:“有的答上了,有的沒答上?!蓖蝗唬瑒⒋蠼銉墒直е业碾p肩說:“大兄弟,我給你報喜來了,你考上了!”我雖沒像范進那么激動,但是,那夜我也失眠了。
那個晚上,劉大姐在我家坐了很久,和我的父母談起了她和她弟弟劉志國在榆樹臺鎮(zhèn)梨樹三中艱苦的求學歷程。我在旁邊聽著,時而流著眼淚。
那時候,我雖然很小,所謂少不更事,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思維想象空間。那年,我們6月25日就離校了,到9月5日接到升學通知,那七十多天的等待是那么漫長,它不像以往的暑假,還沒呆夠就開學了,而這一次,還能不能再開學誰知道啊?那時候,我的家里正窮得掉底,沒吃沒燒,我每天的任務(wù)就是帶著二弟三弟挖野菜,打青柴。我們的活動范圍基本是我們生產(chǎn)隊的地盤或稍擴大一點兒。東長壟子、高家房框子、山東墳、老林家房后、大碹墳、大彎壟、南大坑沿……這些用各種特征和標記命名的地方,都是我們征戰(zhàn)的戰(zhàn)場。在那寂靜的田野里,和那荒涼的壕埂上,一筐筐的野菜、一背背的青蒿,一天也不能停歇地運往家里。手里不停地忙活的時候,腦子里也在不停地信馬由韁。那也許,是我這一生中思想最放開的一個時期吧。我參加農(nóng)社以后,我又重新在那些地方揮汗的時候,那些經(jīng)過學大寨運動已經(jīng)抹平了舊跡并更換了名字的地塊,總是還能勾起我對童年舊事的回想。
中學的環(huán)境是我那小學母校無法相比的。寬敞明亮的磚瓦房教室(母校是破舊土房)、油漆木板的桌椅(母校的桌椅缺腿少橕,并且不夠用)、修剪得整整齊齊的榆樹墻(母校沒有圍墻,只有一棵掛著下課鐘的榆樹)、齊備的教具(母校只給老師發(fā)粉筆)、還有素質(zhì)極高的老師(大多是因在城里消費不起,而自愿下放到小鎮(zhèn)的縣高中老師)。當然,中學的費用也是小學不能相比的。
我家距學校足有二十里,開始是住宿在學校,糧食關(guān)系轉(zhuǎn)到學校,每月的伙食費是固定統(tǒng)一標準12元。就我們家的條件,根本就拿不起。班主任老師給我報請了困難補助,學校給批了第三等級,每月補助5元。但自己需付的7元錢仍然拿不起,正一籌莫展的時候,雪上加霜的變故又來了。正在榆樹臺鎮(zhèn)磚廠上班的父親,因?qū)诡I(lǐng)導自以為是,被老賬新賬一起算,在這個年底,經(jīng)榆樹臺法庭(代表梨樹縣人民法院)審理,判處戴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勞動管制四年,勒令卷鋪蓋回家。我的困難補助待遇隨即被取消,指標改批給滕景才同學。僥幸的是,我已經(jīng)得到的三個月的補助不用退回。無奈,我從住宿生改為走讀生。
走讀也很難。離學校那么遠,連跑帶顛也得兩個小時,一天就得有將近四個小時搭在路上,本來肚里就沒食,能抗住這么消耗嗎?變走讀是在這年的年底,與我父親幾乎同時,他卷鋪蓋回家,我也卷鋪蓋回家。正值天短,剛亮天就到了應(yīng)該到校的時間了,得起多大的早???最讓我不忍心的是,母親每天都得半夜起來給我做早飯!走了不多日子,我就又改招了。仍回學校住宿(學校的大通鋪宿舍不收費),不在學校食堂用餐。
學校食堂從1962年初起,也改制了,學生的糧食關(guān)系全部退回給本人本地,學生自己拿成品糧到食堂兌換餐券,然后,每頓吃多少自己掌握,另外再花錢買菜票。我也兌換了一點餐券,但是很少去食堂消費。
娘給我縫了一個布袋子,每個周日返校的時候,就裝上一周的干糧──18個菜團子,每頓一個。一直堅持到畢業(yè),也沒“改制”。
雖然是一周的量,但是堆并不大,我也沒處存放,只能塞進我的課桌堂里。冬天無處蒸熱,夏天無處冷藏。冬天啃得渾身篩糠(教室里雖有火爐,每天早上生一會兒,但同學們都用來烤鞋墊,我無法用);夏天一夜便餿,內(nèi)起粘弦外長白毛,嚼得直惡心倒胃。如果現(xiàn)在拿來喂豬,豬都不會吃。這種生活,扣除寒暑假,我熬煉了足有二年,還挺好,竟然沒得胃病。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只有三篇作品追憶。《我偷了同學一張餅》,寫了同學;《老師留下了那把煙》,寫了老師;《最后一次離校》,寫了學校。中心旨意是講述我的苦難,文字雖然不多,也記錄下了一個大貌。這三篇文章,都是我在泉眼嶺鄉(xiāng)電管站貢獻青春的時候?qū)懙?,隨后都在《吉林電力報》副刊上發(fā)表了。
1962年,15歲
我們這一屆學生共招收了四個班,比以上兩屆還少了兩個班。我是一年四班37號。我們班的同學最多,最多時達58名。我們班主任是張巨有老師,他在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會上,跟大家說:“中學的老師跟小學不一樣,小學老師教你語文又教你算術(shù)的,就是你的班主任;而中學老師是各教一科,班主任也是只教一科。我教大家政治課?!蔽衣犃诉€覺得挺遺憾的,可笑地想:怎么不教我們語文呢?──我太偏愛文科了。
班級的“班子”初建之前,我代理了一階段小隊長,后來“完善機構(gòu)”,我改任俄語課代表。雖然我的俄語成績?nèi)鄶?shù)一,但我認為,課代表不一定非得用擅長本科的人不可,它的職責就是該科老師的聯(lián)系人,很簡單的。如果能讓我自己選擇,我倒愿意當語文課代表,因為我還是學校的板報通訊員,而教我們語文課的老師就是板報的編委,這不正好是一體嗎?
上面的兩個角色并不值得我炫耀,其實,最使我懷戀的是學校圖書閱覽室的管理員這個差事。三年的校園時光,有兩年半五個學期我是在傾心地照看這個攤。主管這項工作的是總務(wù)處的陳信老師。在我之前,陳老師總是在二年級的女生中挑選一或兩位擔當此任,時長兩個學期。他這么挑選的道理是:第一,女生心細,比用男生放心;第二,二年級的學生處在中間,比一年級的熟悉情況,比三年級的學習壓力輕。這般考慮真是太對了,可是,這一年的那一天,陳老師偏偏發(fā)現(xiàn)了我,隨即就改變了他的用人取向。
我在畢業(yè)離校八年以后,曾給陳老師寫過兩封“詩信”,都收錄在我的第一本文集《分明非夢亦非煙》里。在第一封信里我回顧了當管理員的一些情景,我寫道:“當我第一次走到那里,望著里面不敢進去?!畞戆?,來看書吧!’您熱情地向我招呼。”這一節(jié)應(yīng)該是發(fā)生在我最初住校的那三個月的時段里。自由活動的期間內(nèi)我到處走,我要熟悉環(huán)境,這樣,我就撞到了閱覽室的門前?!皬拇司驮陂営[室里,消磨我的課余時間,可惜我讀書無有計劃,不求甚解只有貪婪?!边@大概就引起了陳老師對我的注意了吧?“這真是我夢中盼想的事,我當上了圖書管理員,您親手交給我一把鑰匙,接過來我把它掂了又掂。”這就是一年級第二學期,也就是今年——1962年3月份起始的事了。
閱覽室的開放時間是午飯后和晚飯后自由活動的那段時間,各約一小時。管理員的職責就是“看攤守攤”。吃過飯?zhí)崆耙稽c兒來開開門,閉館時把圖書整理一下,并且打掃一下衛(wèi)生。整完了,鎖上門,你還不能耽誤去教室上課上自習。干上這個,在自由活動時間內(nèi)你就沒有機會做其他的自由活動了。
為了不讓我因為吃飯而耽誤開門,陳老師給我簽發(fā)了一張“特條”:我憑它在餐廳打飯時可以不用排隊。當年在校生16個班六百多人,除去家住鎮(zhèn)里可以回家吃飯的,走讀生自己帶飯的,需在學校食堂就餐的學生有四百多人,曾經(jīng)有一次擁擠,把付飯口的燈泡子碰碎在飯鍋里。那可是“三年災害”時期呀,糧食極其珍貴,但是負責后勤的王化龍老師在猶豫片刻之后,果斷命令:把那一鍋飯挖坑埋掉!并且規(guī)定:以后開飯時由學生會的干部輪流維持秩序。
可以想見,當我手持特條,大搖大擺地從那長長的買飯大隊旁邊走過去,直達打飯口,不管是誰維持秩序,都得給我放行,那個神氣,誰能比了?
萬般可悲可嘆的是,我并沒有充分利用這個特條。我在前面說過了:我是自帶著野菜團子來求學的,雖然兜里也有幾張餐券,那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用的。因為自帶菜團,我從來沒耽誤過給閱覽室開門,我是把菜團子拿到閱覽室,邊啃邊看書,邊等著同學們的到來的。
1964年,17歲
這年夏天,我初中畢業(yè),7月25日,我們舉行了畢業(yè)典禮,從此告別校門,我回鄉(xiāng)入社當了農(nóng)民。在典禮的前三天,學校安排,照了全校和各班畢業(yè)生的合影,五十年后的2014年,我曾寫過一篇《我的一張畢業(yè)合影》的小文,追憶當年照相的情景。我的追憶,自然也是充滿了寒酸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