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
　　 貯貝器，就是現(xiàn)在的存錢罐，是古滇國特有的青銅器品種。古滇國地處云南，錢幣是用的印度洋所產(chǎn)的貝殼，說明當時云南和南亞是有著很頻繁的交流的。所以，貯存貝殼就是存錢。貯貝器成鼓狀，是因為古滇人相信鼓聲能直達天庭，鼓是人神交流的工具，大概有希望神靈保佑錢幣永存的意思。說到底，和我們信奉的財神保佑是一個意思。貯貝器的器型高低或有不同，但都是圓鼓體。器蓋上的雕飾則多種多樣，完整的述說了古滇人的生活場景或者心中愿景，也是我們區(qū)分、命名器物的依據(jù)。這件器物的器蓋上是四頭牛，高低錯落有致，在中間最高的那頭牛上，騎著一名鎏金的騎士，所以文物全稱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貯貝器的蓋和身還有卡扣，要旋轉(zhuǎn)到一定角度就能夠嚴絲合縫的扣上，不知道是不是有現(xiàn)代密碼鎖的功能。器蓋雖然造型不一，大體都是中間高聳凸出，估計一是美觀，二也是方便取握蓋子。
　　 都說文物是歷史的補充證據(jù)，這批文物恰恰說明了這點。古滇國只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被提到寥寥數(shù)句，后世并無提及，所以，古滇國是真實存在還是就一個籠統(tǒng)的稱呼，古滇民是什么樣的生活場景，不知道。但這批文物的出土，證實了古滇國的存在，同時證明了古滇國屬于農(nóng)耕文化。原因很簡單，文物中雖然沒有文字，但有著農(nóng)耕的場景，還有大量的牛造型，說明了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這是農(nóng)耕文化的統(tǒng)一特征。
　　 牛，在中國古代社會，是很重要的生產(chǎn)工具。中原地區(qū)宋朝禁止食牛肉，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更為尊崇神牛，把牛用作圖騰的民族不在少數(shù)。我們在藏民家參觀時，也看到藏民家門口都掛著牛頭裝飾，尊貴的哈達就掛在牛頭上。有的民族還把牛頭視為財物，家里的牛頭越多，就表明這家越有錢。這批器物上的牛，很多呈奔跑狀，大概率說明古滇民還會騎牛，牛不僅僅是生產(chǎn)工具，還是交通工具。
　　 雖然沒有文字，但透過這一批貯貝器，古滇國正穿過歷史的面紗向人們走來。
　　
　　 ◎大理國銀鎏金鑲珠金翅鳥
　　 知道大理國，還是源于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是歷史和文學大家，他巧妙地將歷史融入故事之中，所以小說總是亦真亦假，讀起來感覺像真的一樣，只有理智告訴自己不可能。真實的大理國沒有天龍寺的高僧，但確實信佛；沒有段譽的豐神俊朗，卻有著段和譽的勤政愛民。而天龍八部中的迦樓羅，也確實是大理的守護神。
　　 迦樓羅就是金翅鳥，也就是這件國寶的造型。這件國寶的材質(zhì)是銀鎏金，翅膀上鑲有夜明珠，產(chǎn)自大理國，所以叫大理國銀鎏金鑲珠金翅鳥。和玉琮在杭州的地位一樣，在大理也經(jīng)常會看到金翅鳥造型的物品，可見它在大理的地位。金翅鳥發(fā)現(xiàn)于洱海邊著名的崇圣寺三塔的塔頂，顯然是古人有意為之，像供奉佛舍利一樣將金翅鳥供奉于此。金翅鳥周邊翅膀呈火焰狀，似乎預(yù)示著他將走向火焰，走向光明。迦樓羅以毒龍為食，龍本來就是水神，而迦樓羅似乎是龍的考核者，如果哪條龍做得不好，興風作浪危害百姓，便吃下它，所以他也成了水神，成了風平浪靜國泰民安海晏河清的保護神。最終，他因食用毒龍過多，自身也中毒了，自焚而死，應(yīng)該就是文物造型中表達的意思。
　　 迦樓羅的故事是偉大的悲劇，頗有犧牲自己保護眾生的色彩。事實上沒有毒龍，也沒有迦樓羅。但水患就是毒龍，水污染也是。沒有迦樓羅，人們便變身迦樓羅，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大江大河。蒼山洱海是大理的標志，也是大理最美的景致，但如果不注意保護，洱海就會變成黑海死海，遺毒于百姓。中國吃這樣的虧太多了，所以中央及時發(fā)出口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換句話說，綠水青山也才是金山銀山。我們熟知的太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太湖位于經(jīng)濟發(fā)達的蘇浙，周邊都是蘇州無錫湖州這樣的發(fā)達城市，當初就是因為只注重工業(yè)發(fā)展沒有注意污染問題，太湖的水已經(jīng)發(fā)黑，嚴重影響了周邊生態(tài)和百姓生活。后來，國家關(guān)停了大批工業(yè)企業(yè)，對生活污水進行凈化，最重要的，幾乎將太湖水重新凈化了一遍，花了大量資金，基本就是這些城市這些年賺的錢。欠的債都要還，欠環(huán)境的債也要還。洱海又在重復同樣的故事，現(xiàn)在正在花大力氣治理。如果沒有黨中央的及時號召，不知道有多少母親河母親海還要經(jīng)歷同樣的慘痛教訓。
　　 隨著國家的強盛，各項重大水利樞紐相繼完工，新中國的水患基本已控制住了。但是，水污染又成為新的毒龍。這尊金翅鳥立在洱海邊上，本意是保護，實際也是督促，是警醒，告訴我們警惕水污染這條毒龍。而沒有金翅鳥矗立在旁的其他水系，同樣心中不能忘了這件國寶，不能忘了水污染這條毒龍。
　　
　　 ◎聶耳小提琴
　　 聶耳小提琴，就是聶耳使用的小提琴。聶耳英年早逝，是中華民族音樂界的重大損失。當然，正如王希孟留下了千里江山圖，聶先生留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優(yōu)秀歌曲，還留下了中華第一歌，已經(jīng)不朽。聶耳從事音樂創(chuàng)造時間不長，這把小提琴陪伴他走過了他的整個音樂生涯。小提琴并不名貴，很普通，還是德國造的，但正是聶耳先生賦予了它靈魂，讓它在那個中華民族的危難時代發(fā)出了歷史的最強音，從而熠熠生輝的保存在了中國的博物館里，成了國寶。
　　 聶耳的名字和國歌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而國歌則和近代中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近代多災(zāi)多難，中華民國于一九二七年才形式上結(jié)束了軍閥混戰(zhàn)的時代，開始休養(yǎng)生息，恢復生產(chǎn)。才僅僅四年，飽受滄桑的近代中國還沒來得及喘息，日本人悍然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就此打響。積貧積弱的中國，哪是已經(jīng)邁進帝國主義強國門檻的日本的對手，一敗涂地，整個東北落入日本魔爪。三七年日本才開始全面侵略中國，但在這中間幾年，日本絕不是放任中國發(fā)展，而是處心積慮營造一個又一個事端，可以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始終沒有停，只是沒有赤裸裸公開而已。所以，近代史認定十四年抗戰(zhàn)，是非常正確的。這時候，日本人熱衷于用中國人治理中國人，積極扶持代言人，而不少對國家前途命運失望的中國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遠在日本的聶耳先生，就在這個關(guān)鍵時候，發(fā)出了中華民族的最強音，鼓舞著中華民族的每個人，決不躺下，用生命迎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重整河山。歷史就這樣富有戲劇性，在中國的很多中國人看不到希望，投入日本的懷抱；而在日本，反而傳出了堅持到底與日寇誓死抗爭的聲音。
　　 聶耳和田漢能寫出這么優(yōu)秀的歌曲，和他們深入一線的作風密不可分。他們在古北口長城，親眼看到我們的士兵們，用血肉之軀擋住城墻的缺口，寧死不退。于是，“用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新的長城”之語，就這樣振聾發(fā)聵的響徹中國。他們沒想到，十多年后的新中國，這首進行曲能成為國歌，他們更沒想到，有專家認為歌曲不適應(yīng)新時代，要修改。好在我們的領(lǐng)袖們真知灼見，認為這首歌曲是我們民族的抗戰(zhàn)史詩，是一個時代的記憶，怎么能好了傷疤忘了疼，剛剛建國就忘記了那些血肉橫飛的日子？所以一字不易。就這樣，這首產(chǎn)生于苦難的戰(zhàn)歌，將永遠警醒中華兒女，我們的幸福來之不易，將來無論發(fā)生什么，我們都將誓死捍衛(wèi)我們的幸福生活，正如我們先輩們曾經(jīng)做過的那樣。
　　 聶耳小提琴能保存在云南，也是天意。整個抗日戰(zhàn)爭，云南基本沒受到戰(zhàn)火影響，不是抗戰(zhàn)的一線，但云南人民對中國抗戰(zhàn)的貢獻是巨大的。首先，從淞滬會戰(zhàn)開始，滇軍、川軍等就沒有囿于個人利益，而是著眼于民族大義，毅然走出自己的地盤，走向了抗戰(zhàn)的第一線。更重要的，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大半江山淪喪，正是滇緬之間的聯(lián)系，讓盟國的支援源源不斷的來到了中國。打個比方，當時的中國是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大部分血管都被病毒侵蝕，只有一根細血管艱難地維系著身體的運行，而云南就是這根血管，重不重要？為保住這根血管，無論是駝峰航線和滇緬公路，中國人還有華僑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包括美國民間的飛虎隊也與日寇展開了殊死的空中較量。所以，發(fā)出最強音的聶耳小提琴，留在云南博物館，讓人們回味那個烽火年代，那個中華民族浴血重生的時代，正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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