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狀態(tài)(外一篇)
生命的狀態(tài)
中午澆花的時候,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在陽臺上常年枝葉翠綠的植物,種植到北方的山里,是否能承受得住深冬的嚴寒?那株常開不斷地金達來,在田野里也會殷勤如此嗎?米蘭的淡淡清香,在郊外的田地也能每年五六次地沁人心脾?
用這些問題拷問,我忽然覺得對于這些陽臺溫室嬌嫩的花葉來說有點殘酷,如果真那樣移挪了環(huán)境,無異于讓生活在優(yōu)裕家庭的孩子接受偏遠苦寒的農村再教育。
不過,植物能因改變環(huán)境而改變生命的狀態(tài),我想是一定的;動物改變環(huán)境,也會隨之改變生命的狀態(tài),這也一定是事實;人就是這樣毫無疑問。能經受住各種環(huán)境考驗,生命依然存活,不論哪種狀態(tài),都是堅強的。
我忽然想到沙漠中,新疆的胡楊,西藏的紅柳;我也想到花崗巖峭壁上的攀附卷曲龍騰虎躍的植株;我又想到高山頂上被凜冽的風吹得傾斜至幾乎倒伏的絕頂松;還想過火山巖漿流過的地面上茂密的樹叢,荒寂廢墟上幽幽綻放綠色的花草,甚至奧斯維辛集中營焚尸爐和毒氣室建筑物的縫隙綻開的不識時務紫羅蘭,甚至圓明園湖中凋謝后依然直立著的荷梗。
我當然也想到,貧寒窯洞里穿著油膩的破棉襖,成天僅以土豆為食的孩童們,北非中東炮火連天后廢墟中裹著頭飾滿眼驚疑的人們,深山農村里背負沉重慢慢伏行的瘦弱的身形,鬧市街頭穿著殘破不堪的老奶奶身邊吃著冷饅頭的幼童。
這些生命都在呈現著各自的狀態(tài),我們習慣以殘酷的經歷看待他們所遭受的苦寒貧瘠。試著想一想,當年的包身工活著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曾經的清朝監(jiān)獄里犯人們活著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前幾年山西的黑磚窯的那些童工們活著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現在敘利亞土耳其難民營那些缺衣少食,得不到基本醫(yī)療保健的孩子們活著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
我無意問罪于現在和過去的人們,我只是在想,生命一旦灑落在生長的地方,總是要生根發(fā)芽,枝葉繁盛地生長。一向被人視作生命禁區(qū)的沙漠中,不也有數百種植物數百種動物嗎?看看沙漠中活著1000年,死后直立1000年,倒伏依然保持1000年不腐爛的胡楊樹;看看沙漠中根系異常發(fā)達的紅柳,風沙吹裸的根條,不是以枯干結束而是以新的枝葉茂盛,活著抵御風沙嚴寒干旱,枯死后樹干和根系被當地人用來燒火,幾乎抵得上煤炭的燃燒值。看看那令一切生命歸于沉寂的火山巖漿湮沒過的地面,植被重新綻放綠色,細胞里竟依然保存著遠古的生命信息。看看海底火山噴發(fā)口,溫度達數百度的海水里活躍著的動物,我們不防試著體會一下80度熱水中的感受。
回想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經歷天翻地覆,二三十年代經歷軍閥混戰(zhàn),三四十年代經歷抗日戰(zhàn)爭,四十年代經歷解放戰(zhàn)爭,六十年代初期從常年饑餓中活過來,重又經歷那場浩劫后,依然堅挺,猶能強壯起來,并且創(chuàng)造了今天中國的中國人,還有什么狀態(tài)是生命無法承受之重?
不論什么生存狀態(tài),生命依然是生命,就一定有自然的因果。不論是什么社會形態(tài)什么生活狀態(tài),活著就一定有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曾經的那一批批被從城市里下放到農村里的學生娃,生命結束在苦寒的農村的青年男女不在少數,但從那種苦寒中成長起來成為國家的棟梁的也同樣大有人在。即使扎根在農村有了回城的條件,依然選擇堅守的也不乏其例。生命就是這樣,逃避和絕望走向的終是悲劇的結局,接受和適應就能發(fā)展成長,在任何地方都能成為領頭雁的,或許是梟雄或許是龍鳳。
當選擇決定于自己的時候,極少有人把命運交給凄涼,而最終的結局不一定能怎么樣;當選擇完全由別人決定的時候,仍有人能走向輝煌。生命的形態(tài)并不在于生長的地方,生命的價值其實就在于綻放。
善論有度
有一次,我國殲10女飛行員余旭在一次高難度訓練中不幸遇難。消息一出,悲情一片。但也竟有網友在消息下面的表情圖選擇上表達出“憤怒”“高興”等缺乏起碼人性的態(tài)度。
中國足球失利,有的網友喊出:“讓郎平擔任國足總教練”的話。
外國地震沒有死亡人員,更會引出國內網友罵聲一片,說中國政府不顧百姓死活……
諸如此類不正常的網評,幾乎隨意打開一個瀏覽器的隨意一張網頁下面,都不乏其例。
對正能量點贊,對負面行為指責,這本是最正常不過的評論。而實際上,總有網友,不管事實的是非曲直,信“口”雌黃,隨“手”撒糞,滿“嘴”臟言穢語,不論是非“一抹黑”;也有的是帶著“有色眼鏡”的,用著“顯微鏡”的,高舉著“望遠鏡”的,甚至通過“門縫”、“管洞”窺探以下謬論。
雖然我國憲法規(guī)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但這樣的自由合適嗎?合情嗎?合理嗎?
那么,如何做到輿論的“善論”和“有度”呢?
就拿余旭一事來說,客觀地說,軍事訓練,時有意外發(fā)生,才不是意外;從沒有意外發(fā)生才叫意外。有意外發(fā)生,正是訓練難度和強度不斷提高的表現,從沒有意外的發(fā)生,實際上等于沒有訓練。正常的人都明白這個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一事件一發(fā)生,媒體消息一出,就有人想當然地認為,部隊用于科目演練的戰(zhàn)機有問題,訓練程序設計有問題,指揮管理有問題……甚至有人指出,為什么兩名飛行員,一名順利彈出只受了輕傷,而余旭彈出后,就被隨后的飛機機翼刮到,等等。這樣的“深度責問”于情于理也都有其道理,至少說明他們關心飛行訓練。但有人為余旭的犧牲表達出“憤怒”甚至“高興”,這就實在難以理解,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這樣的表達不僅不算“有度”,更談不上“善論”。
再拿中國足球來說,國足踢球,逼平伊朗隊,大家都覺得差強人意,主場輸給敘利亞隊,眾憤難抑,前幾天主場又與缺少不少主力的卡塔爾隊握手言和。主教練也換了,隊員也做了大調整,場上數據也幾乎是一邊倒,國足占據很大優(yōu)勢,22次射門,可就是難以拿到國人期盼已久的3分,感覺十分別扭。于是網評如潮,說什么的也有。讓誰誰下課的呼聲,也是一浪高過一浪。我們回首過去,國足幾易其“主”:領導層換過,主教練換過?,F在全球最好的主教練來了,雖然逼平卡塔爾的結果仍然是難如人愿,但一球小勝韓國,著實令人吐氣揚眉。我們還有些人不管實際變化,再謾罵、詆毀、聲討、批評、指責有意義嗎?剛剛在幾乎拿到三分的情況下,又被敘利亞對追平,于是吐槽一片。正確的態(tài)度應該是,在國足顯露出向好的跡象時,給以寬松的輿論環(huán)境,給以充分發(fā)現不足、發(fā)揮潛能的更多機會,不要讓他們天天面對不正常的輿情,做一些削足適履的應對,無謂地消耗精力。最好是行家里手,根據場上的表現,針對性地指出每一位球員的處置是否合理,怎么做更好。這樣的善論,就是國足需要的正能量。
地震的發(fā)生,京津河北屢屢出現重度霧霾等等,人們生命財產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有自然的原因,有社會歷史的原因,當然也有政府部門防范不力的原因,事實上也有人們自身的原因,我們應該以公允的心態(tài),符合科學的精神,結合社會歷史情況進行客觀的分析,作出“有度”的“善論”:一方面幫助人們作出符合科學的應對,一方面提示人們做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做出的減少或者抵制損害的行為,一方面提醒政府部門什么地方有安全隱患盡快消除,什么地方有不完善的設施,盡快建設或完善。
當然,善論有度需要一個人有足夠的學識和修養(yǎng),還得有相應的全面客觀準確地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表達能力。我們也要不斷完善和提高自己,采取客觀的公正的態(tài)度,進行合理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評論,切莫跟“風”,推“潮”,助“浪”,為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