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了2018年的新年，我問了有幾十年感情的朋友，有沒有咱們幾個在一起拍照的照片，朋友說有，隨即給我發(fā)了過來。我與圖片中的兩位弟兄曾經是一個村里的好朋友。這兩位一個是包長林，一個是鐘福臣。當年在一起的時候，我剛剛十八歲，他們倆比我小兩三歲。
　　 我是1968年因為父親作為教師調動到超等公社博爾諾大隊學校，家也遷移到此村，被安排到第二小隊，即現(xiàn)在的博爾諾村，當時這個村分兩個小隊，一隊漢族人多，二隊幾乎都是蒙古族人。
　　 這個村背靠小山，小山坡上長滿了郁郁蔥蔥的老榆樹，在十里地左右從南面向村子望去，村子上空似云似霧籠罩著，美極了，猶如仙境。當然，這是春夏秋才有的景象。村子的東面也是小山，稱其為東崗子，山上都是良田，有幾百畝。崗子北面是大面積的草原，在生產隊勞動的七八年的歲月里，有很長的時間都是在這片土地上耕耘；村子的東南面即東崗子的正南，是一片濕地，夏天是綠油油一片，秋季是紅彤彤一片，是大面積的植物，名字叫堿蓬，冬季可以做燒柴；村子正南，是通向超等公社黨政機關所在地名為新宿的鎮(zhèn)子，距村30余里，是我經常走的路；村西南方向，是通向茂興鎮(zhèn)的土路，這條道沒少走，距村12里，一個小時即可走到。
　　 由于這個村子蒙古族人較多，有些戶還有遠親關系。這個村子所在縣原來是蒙古族人聚居的地方，稱為郭爾羅斯后旗，1952年改為現(xiàn)在的肇源縣。盡管是這樣，蒙古族人比漢族人還是少，所以互相聯(lián)姻的多，這樣一論起來這家與那家就都能連起來。另外，這個村子有我在浩德蒙中的初中同學和校友，還有幾戶在1958年下放的干部教師，與我父親和兄長都熟悉。
　　 初到一個新的村子新的環(huán)境，且正是文革氛圍相當濃厚的時候。在開頭的一年多，大概也就是1968年的下半年和69年的上半年，父親雖然一輩子忠心耿耿為教育事業(yè)拼搏奮斗，卻被批斗，我就是所謂“黑五類子弟”，我與六七個地主富農在晚間掃大街。天天晚間社員們都聚集到生產隊辦公室開會學習毛主席語錄和報紙社論，我卻不能參加。為此，恐懼感受侮辱的情緒經常在心頭縈繞。
　　 我由于是“能夠改造好的地富子女”，加之有點文化水，所以在運動中還讓我參與一些事，如給生產隊和一些家庭畫“忠字臺”，就是在墻壁上貼一張毛主席頭像，頭像上面畫向上散發(fā)的金光，下面畫大海的波浪，再畫上幾朵葵花，表示朵朵葵花向太陽。還參與了大隊的文藝宣傳隊。記得我編了一篇題為《送兒當兵》的話劇，玉坤是主角，即“兵”，我與福臣是配角，有青年甲乙，大概有十幾個人參與。在本村演后，還上后屯“五家子”去演。記得在一次文藝會上，我還寫了一篇散文詩。
　　 這些活動有的停產進行的，有的是業(yè)余進行的。
　　 盡管文革運動正在如火如荼階段，造反派和“紅五類”的社員們到公社開大會，回來跳“忠字舞”，干活出工前在“忠字臺”前“三敬三?！保燥垥r也“三敬三?！保@些也就是熱鬧了一陣子，慢慢地就趨于平靜了，因為要想活命，還得生產勞動，這也說明這個村即大隊革委會是懂得抓正事、抓生產的。
　　 當時剛剛初中畢業(yè)的我別無選擇，只有參加生產勞動了。記得清清楚楚，我是家搬到這個村的幾天后即6月5日下午開始勞動的。下午的勞動是鏟地，即使用鋤頭鏟玉米的草。以前從來沒干過莊稼活的我，一下午兩手就被鋤杠磨出了泡。日落前下工回到家，母親用針給我把泡挑開，休息了一個晚上，第二天照樣出工。
　　 秋天，開始割谷子，這是需要技術和體力的活。剛開始，割谷子還不會放腰子，即把兩把谷子用谷穗交叉扭在一起，把“谷腰子”放在地壟溝里，然后把割下的谷子放在上面，用它捆起來。
　　 還是年輕體力好，剛開始感覺吃力，兩三天就適應了。后來割谷子我是“佼佼者”，總在幾十個社員中的前幾名。
　　 冬季到了，即從11月到來年的1月份，這兩三個月份是到大場院里“打場”，就是給割下的各種農作物脫谷。有谷子、糜子、高粱、玉米、黃豆等，得有十幾種。大多農作物是用馬拉的磙子，對谷子等轉圈反復碾壓，直至把糧食從谷穗上全部干凈地碾出來。
　　 打場需要起早，寒冬臘月，早晨三四點就得起來到場院干活。因為早晨寒冷，農作物都在凍著，好出谷。但谷好出，人凍得難受。
　　 好在生產隊打場這季節(jié)早晨供社員們一頓早飯，是熱乎乎的蕎面饸絡，類似現(xiàn)在的面條，用特制木模具在燒開了的大鐵鍋上架上，然后把活好的蕎面團在模具上壓出面條直接落入鍋里，幾分鐘后就可以吃了。
　　 那個年代，能夠吃上一次蕎面饸絡，也是十二分的難得。
　　 打完場，也就來到了春節(jié)即過年了，才能給幾天假。大年三十到來年正月初五初六，繼續(xù)勞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就有這五天假。
　　 從初六始，在生產隊的大糞堆上刨糞。那時候每個生產隊都有糞堆，從春天開始，一年的牛羊馬糞積攢起來堆到一起，冬季都凍成堅硬的糞坨子了，得用大鎬刨，然后用馬車往地里送糞。
　　 緊接著就是備耕、春播了。
　　 年年復始，幾乎重復著同樣的勞動。
　　 在開始的一年里，雖然政治氣氛濃烈，還是有幾個年齡相仿的鄉(xiāng)親農友能夠說些話。最先的是白玉坤，他當時任大隊民兵連長，家在二隊，也經常參加生產勞動。我印象最深的是，玉坤給我示范開高粱苗，就是使用鋤頭把高粱苗周圍的小草清除掉。這雖然不是高深的技術，但也需要手上功夫的。
　　 玉坤干活靈巧，鋤頭在他的手下飛舞左右揮動，三下五除二就把草鏟得干干凈凈，把多余的苗也清掉了，且不傷害著僅留下一棵的較壯的高粱苗，還要把握好苗與苗的間距，一尺左右。
　　 玉坤是個聰明有很強進取心的青年人，為人開朗熱情，蒙漢語言皆暢，幽默詼諧，很有凝聚力。我倆在幾十年里始終保持著友誼，我能夠在村辦學校教學，是后來成為公社黨委副書記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他推薦決定的。
　　 還有鄰居趙軍，小伙子聰明能干，我倆每天經常一起出工一起回家。有點空閑，我倆一起下象棋。象棋，我第一次知道。對如何走棋，如馬走日相走方等方法，很好學，但棋藝即如何下得好，能夠戰(zhàn)勝對方，是高深的技術，就難了。趙軍的棋藝好，我是跟著他學的。和他交手，他勝的次數更多些。
　　 后來，我倆在一起到鐵力山區(qū)出了一次工。兩個月的時間，我倆與同去的伙伴吃住勞動在一起，我倆的睡鋪挨著。記得我倆趁休息的時候還出去檢點破銅片，回來還賣了四十幾元錢。說心里話，還是趙軍的主意多，我在這方面是木訥的。
　　 在鐵力的那兩個月見識了很多，我們天天要爬山，要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難，但那時候正年輕，有個“敢”字，有個“闖”勁，什么困難都可以踩在腳下。
　　 兩個月總算平平安安地回來了，還給家買回二三十個“鍋盔”餅，那個餅是真好吃，現(xiàn)在多少年也沒有再吃到過了。
　　 照片中的弟兄包長林、鐘福臣一起勞動，是1969年下半年的事。他們倆從小學就是同學，學習成績很好，考試長林第一的時候多。進入中學了，長林是蒙古族，是到浩德的蒙古中學就讀的。福臣是漢族，是到茂興中學讀的書。
　　 他們倆中學畢業(yè)后，一開始自然是回到生產隊參加農業(yè)生產。
　　 記得第一次我們三在一起勞動就是在東崗子西北面打羊草。我們用釤刀，一種長型刀按在有一米半的木桿上，把刀磨鋒利了，把刀貼著草根從右向左揮去，草便一面子地呈縱行倒下，這叫“開趟子”，后邊的人跟著同樣運作，叫“扶趟子”。
　　 我們仨就是從這一天開始互相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這一個下午，我們仨談了很多，有理想有抱負，也有對現(xiàn)實的憂慮。
　　 干了一兩年活后，我總這么想，作為種地的農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得不到休息，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活，不但掙不到錢，甚至吃飽飯燒柴禾都極其緊張。一口人分300多斤毛糧，節(jié)省著吃，也有一兩個月青黃不接。燒柴呢，除了生產隊秋天收割后給點莊稼桿棵外，就得生產隊打完羊草后在大草甸子上找剩下的秋草割，運氣好能割上兩車，不夠的還得在春天在甸子上用20多齒的大耙摟柴禾。
　　 辛勤勞動換不來等價的收獲，這是最讓人傷感的。
　　 但我想，社會不能總這么樣，一定有改變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們仨談了很多很多，整個一下午非常愉快、愜意，絲毫沒有累的感覺，因為好久好久沒有這樣開心了。
　　 還有一次與長林在一起的勞動記憶猶新。1970年春天，由于我們生產隊的田地大多是沙土地，需要改良，所以隊長就決定去東崗子正南的堿蓬地里取堿土，有“沙子摻堿，賽如金版”的諺語，是說通過摻堿改良土地能夠優(yōu)質。另外，所謂“堿土”并不是純堿土，而是有很多爛草轉化的腐殖質，是黑油油的土。
　　 時隔五十年的很多事都忘記了，但這些場面和大體的言談內容卻能夠仍然深刻在腦海里，忘不掉。
　　 幾年后，我們仨都有了變化。
　　 長林，變化得早。1970年末，超等公社的供銷社招工，在各生產大隊即鄉(xiāng)村老干部中挑選，長林被錄用，之后，由于才干突出，特別是有文字功夫，加之有進取開拓精神，先是在廣播站播音，緊接著任公社黨委秘書、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縣民委主任、縣委農委主任、綏化市運輸管理處處長，正處級?？梢哉f干的風生水起、一路順風，雖然也有小小的波折，但阻擋不了前進的步伐。
　　 長林退休后，生活很有詩意，正像他在2017年秋季出版的《淺吟低唱》詩集在《和郝長青（滿庭芳贈長林）》詞中所說的“夏守冬走，結伴繪彩虹，夏守家避暑，冬南走御寒。夏在綏化、哈爾濱，冬在海南省三亞市?！?br />　　 那時，我在養(yǎng)殖場干過多種工作，還當領工員領著十來個人鏟過地，放牧過牛羊和大鵝，相對比在生產隊里輕松些。放的羊有百十來只，每天七點半左右把羊群趕到村南面的草原上，這里水草肥美，羊群在吃飽休息時，我也在草原上躺一會兒，望著藍天，聽著鳥鳴，心情好時也唱上幾首歌和流行的樣板戲曲子。
　　 在冬季，由于草原上草已經不多，羊群就好邊吃邊走。11月份的一天，我把羊群趕出去，我邊走邊入神地看一本小說，沒注意，羊群就走到南面的小山坡上了，雖然距離并不遠，但特別害怕，因為據說這個地方有狼，我趕緊扛著“洋炮”就追了上去。在離羊群有一二百米的地方，就看見有兩三只狼在羊群里捕捉羊，把羊群攆得東跑西散。那時我的心里“突突”的，但也不能退縮啊，把“洋炮”端好對準狼的方向就放了一槍，狼聽見槍聲落荒而逃。雖然狼跑了，但心里也后怕啊，如果狼圍攻我，我根本不是狼的對手。
　　 這是生命里第一次遇見狼。以后就特別注意了，只是趕羊群在村子附件草原上轉轉。
　　 晚間，每天都到場部的羊圈看看，怕狼來掏羊。場部就是兩間小土坯房，這里長住的就是長林的老舅爺，負責全天候的警衛(wèi)工作。來到后轉轉，就與老舅爺嘮嗑。老舅爺脾氣倔，愛喝酒，酒后愛講蒙古族故事。從老舅爺那里能聽到很多沒聽過的故事，記得講博爾諾村的歷史及村名的由來。
　　 我在生產隊勞動過了一年左右時間后，村子的文革形勢趨于平靜些了。我們這些地富家庭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參加生產隊天天晚上的會議了。有時候學習最高指示，我也能夠根據自己的理解發(fā)言了。有時候，我的發(fā)言還受到了贊許。
　　 還記得1969年終生產隊評選“五好社員”，蒙中校友于德良評上了，德良是長林的同班同學。每個年輕人都要求進步，對評選還是熱血沸騰的。長林和我說，明年也努力勞動爭取。我雖然知道自己是地主家庭在那個年代對此是奢望，但肯定想在生產中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勞動者。
　　 1970年，沒到年底，長林就被選拔到超等公社街里的供銷社上班去了，這自然是讓大家為之高興的事。
　　 年底的12月末，又開始評選“五好社員”，生產隊長宋發(fā)讓大家踴躍發(fā)言看看評誰，只能評一個。不知道是哪位哥們提的我，說長青，我看長青夠條件，話音剛落，大家就一聲雷似地喊：“同意，郝長青！”
　　 這下把我震驚了，心跳得咚咚的，臉也紅了。隊長把五好社員的獎狀雙手捧著給我，我很靦腆地接了過來，還敬了個禮。
　　 會議上，領工員老張說：“長青真有威信啊，一聲雷通過了！”
　　 其實，有什么“威信”啊，大家看你干活實在、有上進心，人品沒毛病，還有點文化，與年輕人還都處得來，有社員提名了，也就“一聲雷”了。
　　 把獎狀拿回家，爸媽和哥哥弟弟妹妹都高興，把獎狀貼到了北墻上，每天看到心里是美美的。
　　 后來，我又被大隊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每個大隊一名，隊長報到公社去了，后來沒了音訊。
　　 勞動期間，我利用休息時間讀盡可能地借來的各種書籍，除了幾部古典文學外，還讀了很多現(xiàn)代小說。當然很多書籍是更小的時候小學期間讀過的，如《青春之歌》《烈火金剛》《林海雪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因為父親是中專語文教師，學校有圖書室，就借回來給我們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