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
　　 曾國藩（公元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湖南長沙府湘鄉(xiāng)縣白楊坪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晚清時期政治家、戰(zhàn)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書法家，清末漢族地主武裝湘軍的首領。道光進士，曾任內(nèi)閣學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善于講“道德”說“仁義”，對程朱理學推崇備至。太平天國進軍湖南時，被任命為幫辦團練大臣，在湖南舉辦團練。后來組建起一支具有正規(guī)軍規(guī)模的地主武裝團練——湘軍。咸豐四年發(fā)布《討粵匪檄》。率湘軍出省作戰(zhàn)，為清政府收復失地。為了強化鎮(zhèn)壓力量，他主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立安慶內(nèi)軍械所，制造新式槍炮。咸豐十年（1860年）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次年攻占安慶，奉命統(tǒng)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鎮(zhèn)壓捻軍起義。同治七年（1868年）調(diào)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年）在辦理天津教案中媚外殘民，受輿論譴責，回任兩江總督，病死南京。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jīng)濟等方面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地主經(jīng)世派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權(quán)貴當權(quán)變?yōu)榻?jīng)世派當權(quán)，促使清地方官員中滿漢比例的變化。地方督撫力量的強化與離心傾向的加強。他曾鼓吹并推進洋務運動，主張對外堅守“以羈縻為上”；對內(nèi)修明政事，急求賢才，引進西方的軍事和技術。
　　 曾國藩與胡林翼并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封一等毅勇侯，謚號“文正”，后世稱“曾文正”。
　　 榮譽評定：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
　　 特長：敦品厲行、謀勇兼具。
　　 最得意的事：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倡導洋務運動。
　　 遺產(chǎn)：《曾文正公全集》
　　 座右銘：不為圣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只問耕耘。
　　 評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zhuǎn)而為沒落、衰敗，內(nèi)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動蕩年代，由于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xiàn)“同治中興”的局面。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軍事、文化、經(jīng)濟等各個方面產(chǎn)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于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實質(zhì)上，他們斗爭的真正動機是出于“義憤”，即要捍衛(wèi)孔孟之道，建立堯舜之邦，實現(xiàn)平生理想。在大清國看來，他們都是忠臣，是棟梁，是“中興名臣”，但他們對大清國是有隔閡的，因為在那個時代滿人與漢人之間不可能平等相處。
　　
　　 他們是當時的忠臣，而在封建時代，忠君與愛國是同義語。你不能指責他們頑固，也不能指責他們反動，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完全符合當時的道德與文化體系的，也是完全符合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理想與價值觀念的，誰也沒有資格指責他們。
　　 --編者題記
　　
　　 諍諫之臣：為權(quán)貴側(cè)目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在仕途上的發(fā)展幾乎可以用“平步青云”來形容，中進士留京師后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但也由于他的年輕氣盛，招致了朝中權(quán)貴的側(cè)目。
　　 結(jié)識穆彰阿
　　 道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剛28歲便考中了進士，從此之后，他一步一階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
　　 如果把曾國藩比作“千里馬”的話，那穆彰阿便是“伯樂”。穆彰阿時任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權(quán)勢顯赫一時，“自嘉慶以來，典鄉(xiāng)試三，典會試五。凡復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真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國史、玉牒、實錄諸館，皆為總裁。”門生故吏遍于朝廷內(nèi)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當時號曰“穆黨”。曾國藩會考中試，主考官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師生之誼。穆賞識曾的才干，曾對穆也非常恭敬，時相往來，穆很關照他。
　　 晚上，穆向曾詢問皇上召見情況，曾國藩說：“我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未見人來傳呼，只好回來?！蹦掠謫枺骸叭暌姳陂g所懸字幅否？”見曾答不上來，穆悵然說：“機緣可惜?！痹鴩芄郧?，立即起身，向穆倒地一拜，說：“愚生不才，求恩師指點?！蹦滤妓靼胩?，召來仆人說：“趕快將四百兩銀子送給某內(nèi)監(jiān)，囑其將某處壁間字秉燭代錄，此金作為報酬?！碧O(jiān)將壁上的歷朝圣訓抄錄出來，曾國藩連夜細讀，背得滾瓜爛熟。次日圣上召見，奏對稱旨，龍心大悅。皇帝對穆說：“汝說曾某遇事留心，我試了一下，確實如此。”從此，曾國藩青云直上。1847年即超擢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1849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并在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由“寒門”儒生，驟升二品京官的高位，升遷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覺意外。他寫信對他祖父說：“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升擢不次惶悚實深。”又不無得意地對他弟弟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年中進士而得內(nèi)閣學士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以及余三人”。曾國藩對穆彰阿更是感恩戴德，他深有體會地說：個人想要做點事，除了機遇之外，還要有貴人相助。”
　　 過了兩年，曾國藩升授禮部右侍郎。左右侍郎與尚書同為一部負責官員，曾國藩對朝廷正式負有實際責任了。他在家書中說：“從前閣學雖兼部堂銜，實與部務毫不相干。今既為部堂，則事務較繁，每日須至署辦事……幾乎刻無暇晷?！睆拇耍鴩絽⒆h朝政大事，開始了自己的執(zhí)政生涯。
　　 諍諫之臣
　　 1850年初，道光帝病逝，咸豐帝即位。即位后，他就道光遺命四條中“無庸郊配，無庸廟”二條交臣工詳議。曾國藩陳《遵議大禮疏》，咸豐帝批示“頗有是處”，并于宮中召見他。曾國藩詳細對策，頗得咸豐嘉許。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起義，咸豐帝非常震怒，四處調(diào)兵，打算把太平天國革命扼殺在搖籃里。但由于將帥失和，清軍一觸即潰。曾國藩上了一折，指出國家有兩大病患，一是國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他建議裁汰5萬綠營兵，以裕國用。奏折送上去后咸豐帝批示“知道了”，曾國藩不明白咸豐到底同意與否。4月26日，曾國藩以諍諫之臣的姿態(tài)再上一疏，措辭直指咸豐皇帝，指出咸豐有三弊，一是苛于小節(jié)，疏于大計；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年輕的咸豐閱后大叫“狂悖!”,“怒摔其折于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只是因為軍機大臣祁藻和曾國藩的會試座師季芝昌為之苦苦求情說：“此門生素有愚直，惟皇上幸而赦之?！庇谑窍特S忙道：“曾國藩條陳一折，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今若治罪于他，反招致朝臣議論?！庇谑?，仍優(yōu)詔褒答。由于曾國藩“好直諫議事”，所以遭到權(quán)貴的側(cè)目，處境孤立，“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
　　 經(jīng)歷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感前途渺茫。從此以后，曾國藩也鋒芒銳減，再不敢在奏折中指責皇帝，對其大政方針表示不滿了。一個月后他在一本奏折中說：“臣材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云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鳖H有懺悔之意。
　　 1852年7月，曾國藩被任命為江西鄉(xiāng)試正考官。他于8月9日出京，9月7日行抵安徽太和縣境內(nèi)小池驛，得知母親江氏去世的訃聞。遂取道黃梅至九江，隨后溯長江西上至武昌，因太平軍攻打長沙，曾國藩經(jīng)岳州，取道湘陰、寧鄉(xiāng)，于10月6日抵家，從而開始了為期4個月的鄉(xiāng)居生活。
　　 再度出山：憑湘軍起家
　　 要說曾國藩真正的作為，還得從創(chuàng)建湘軍后算起。曾氏在有了湘軍這張“王牌”以后，才開創(chuàng)了新的勢力范圍；湘軍的建立以及后來的崛起，也為曾國藩的偉業(y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組建湘軍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fā)動了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經(jīng)過兩年多的奮戰(zhàn)，起義軍從廣西進入湖南、湖北，勢如破竹，順長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蘇。太平軍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隨即定都南京，改稱天京，建立了與清政府對立的農(nóng)民革命政權(quán)。
　　 然而此時清朝的主要軍隊八旗兵和綠營兵都已衰敗不堪。清政府先后調(diào)集大批軍隊前往廣西、湖南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結(jié)果紛紛潰敗。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一片慌亂，無奈之下，清政府只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裝力量來協(xié)助官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
　　 1852年，太平軍進入湖南時，清政府便令兩湖督撫勸諭地方士紳興辦團練。此時，曾國藩因其母病逝，在原籍守制。這年10月，曾國藩接到咸豐帝的上諭，要求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協(xié)助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鄉(xiāng)民”。曾國藩隨即啟程趕赴長沙，著手籌辦團練武裝。
　　 曾國藩認為集中訓練一支精銳部隊是當務之急。但咸豐帝并沒有讓他募勇練兵，建立軍隊。為此，他在“團練”二字上大做文章，把本來并無二致的一個名詞，“謬加區(qū)別”，一分為二，一則稱“團”，一則稱“練”，反復強調(diào)“重在團，不重在練”。他說：“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制械選丁，請師造旗，為費較多?！眻F練大臣曾國藩打著辦團練的旗號另搞一套，志不在團練，而在建軍。
　　 曾國藩變世兵制為招募制。清代的八旗兵是父子兄弟相承襲的世兵制，綠營也常常將子弟作為隨軍余丁，一起習武，待有余缺，即以子代父，以弟代兄。而湘軍則實行勇由將招的招募制。
　　 曾國藩反復強調(diào)要在原籍招募兵丁，他看重的是地緣和血緣關系。遇有社會變亂，便以“保衛(wèi)桑梓”“守望相助”相號召，在一定時期內(nèi)形成了一種向心力，被束縛的農(nóng)民就成為最天然最合適的兵員材料。曾國藩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極力主張在原籍招募兵丁，即使后來出省作戰(zhàn)，也仍然由統(tǒng)兵將官回籍招募。
　　 一支軍隊從組建到具有較大的戰(zhàn)斗力，總是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此外，還需要有嚴格的軍規(guī)軍紀。曾國藩是深知這些建軍要素的，他針對綠營人心渙散、軍紀松弛、軍法虛設的局面，親手制訂了一整套營規(guī)和營制，以便于在軍隊內(nèi)部強化封建意識，強化宗法關系相表里。
　　 曾國藩在湘軍成立之初，提出要“輔之以訓練勤”，改變八旗兵、綠營兵缺乏訓練、無膽技、一觸即潰的弊病。因此，他特別強調(diào)軍隊訓練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練一人收一人的益處，練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國藩為了把湘軍訓練成為一支勁旅，是不吝花費心血的。曾國藩把湘軍的訓練分為訓教與操練兩種，而以訓教為根本，特別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經(jīng)過一番艱苦努力，曾國藩終于搞起一支在技術與裝備上大大超過太平軍的內(nèi)河水師。從此，曾國藩有了一支自己的隊伍，并形成了自己的軍事集團。以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等為首的軍事帥才在湖南、江西、浙江等一帶互相呼應，開創(chuàng)了新的勢力范圍。曾國藩也從此令人刮目相看。
　　 首戰(zhàn)失利
　　 1854年2月12日，太平軍西征軍在湖北黃州大獲全勝，燒毀清軍兵營11座，曾國藩的會試座師、湖廣總督吳文熔投水而死。咸豐帝得報，急令曾國藩統(tǒng)帶炮船兵勇，順江而下，直達武漢。2月25日，曾國藩率湘軍水陸兵弁17000余人，浩浩蕩蕩，揮師北上。臨行之前曾國藩發(fā)布了《討粵匪檄》的檄文，對太平天國革命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號召地主階級和一切反動勢力保衛(wèi)“圣道”，一同鎮(zhèn)壓這場聲勢浩大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
　　 太平軍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隨即開始了西征。西征軍在再度攻克漢口、漢陽后，分軍進攻湖南。1854年2月27日占領岳州，連下湘陰、靖港、寧鄉(xiāng)，形成長驅(qū)直入的形勢,前鋒距湖南省城長沙僅有六七十里，長沙城內(nèi)一片慌亂。曾國藩派塔齊布、周鳳山、楊載福分率水陸湘軍沿湘江北上迎擊。太平軍見湘軍來勢洶洶，便退出岳州，撤往湖北。后遇自漢陽西上的林紹璋部援軍，兩軍會合后再次南下，殺向湖南。湘軍占領岳州后，塔齊布、周鳳山乘勢進占湖北通城。4月4日，王鑫部與太平軍交戰(zhàn)于羊樓司，大敗，逃回岳州。4月7日，太平軍攻城，王鑫縋城而出，曾國藩率部退守長沙。太平軍乘勝追擊，占岳州、靖港、寧鄉(xiāng)，前鋒攻克湘潭，形成對長沙的鉗形攻勢。
　　 曾國藩雖然吃了敗仗，但湘軍主力并沒有受損。為了沖破包圍，曾國藩于25日先派塔齊布率陸軍對湘潭太平軍猛攻，隨后又派褚汝航、彭玉麟、楊載福率水師五營馳援。湘軍水師憑借船炮的優(yōu)勢，沖潰由民船組成的太平軍水營，經(jīng)過7天激戰(zhàn)，攻陷湘潭。軍另一路由曾國藩率領，于28日攻打靖港。由于太平軍炮轟舟逼，又遇西南風發(fā)，水流過急，
　　 湘軍戰(zhàn)船不能停泊，中炮起火，四處逃竄，五營水兵盡遭殲滅。陸軍見狀也奪浮橋紛紛潰逃。曾國藩執(zhí)劍督陣，并樹令旗于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士卒皆繞旗狂奔。曾國藩過去曾多次譏笑清朝綠營兵不能打仗，現(xiàn)在看到自己訓練的湘軍也一敗涂地，感到無臉見江東父老，一氣之下，跳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好被隨員救起逃回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