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母親杜桂琴，1919年3月16日生于河北省巨鹿縣張王町鄉(xiāng)杜家村，和我的父親武子成是同鄉(xiāng)鄰村。
　　 聽母親講，和我家的祖輩一樣，我的姥家人也是貧苦的農(nóng)民。我姥爺?shù)苄謨蓚€，他是老大，他哥倆年輕時都曾離家出外謀生。我二姥爺在皮匠鋪當學徒，好幾年都是只供吃不給錢。我姥爺不論在家還是出外，都始終是干農(nóng)活。由于他和祥林嫂一樣，長了一雙順馴的眼睛和一雙粗壯勤勞的手，所以被一家大戶看中，竟一連留用了十三年。那家主人大概也有魯四老爺?shù)娘L度，后來見我姥爺執(zhí)意要回家，也沒賴賬，付清了這些年一直積存在他們家的全部工錢，舍愛放行。我姥爺一身乞丐模樣，把錢裝在一只背簍里，一路上免不了擔驚受怕，夜住曉行；不敢搭車，徒步跋涉，總算平安回了家，結束了在外當長工的生涯。
　　 回家后，我姥爺用他的血汗錢買了幾畝薄田，并首先張羅著給他的弟弟娶了媳婦。待到我的二姥爺?shù)膬蓚€孩子都滿地跑了的時候，我姥爺自己才成了親。那一年，他已經(jīng)四十五歲，在舊社會來說，已經(jīng)是步入老年期了。我姥娘當年二十九歲，比我姥爺小十六歲，是一個智力容貌身材體格等各個方面都較差的人。這時候他們哥倆已經(jīng)沒了父親，但是母親尚在，婚后哥倆仍在一起生活，奉養(yǎng)老人。我姥爺這對低檔次的夫妻，自然就處在精明的兄弟媳婦的領導之下，我姥爺在哪都是個抗大活的角色。
　　 我姥爺膝下有二子一女。他的小女兒就是我的母親。我母親出生的那年，我姥爺已是五十三歲的老人了。我的大舅已經(jīng)八歲，我二舅七歲。
　　 我的二舅七歲那年，也就是我母親出生的那年，被歹人綁了票。因家里湊不上錢，最終慘遭殺害。我大舅后來跟我的二姥爺學成了皮匠。
　　 可能是由于我二舅的早殤使我的大舅成了我姥爺唯一的指望，或者是我姥爺過深地體會到了單身的難處，所以他老早就給我大舅訂了親，并且在我大舅十四歲的時候就把媳婦娶到了家（這倒和我父親的結婚年齡一樣）。舅母當年十九歲，精明厲害，成了我二姥娘的對手。大家在一起只過了一年就分了家，從此，我姥爺和我姥娘又在我舅母的執(zhí)掌下過日子。舅母雖然厲害，但是對老人還挺好。
　　 我姥娘只活了五十七歲。據(jù)母親講述，姥娘那天早上沒起來，她從來沒睡過懶覺。我姥爺去叫她時，發(fā)現(xiàn)她口不能言，身不能動，那時候也沒有搶救條件。那年我母親二十一歲，已出嫁數(shù)年，趕到時，我姥娘已經(jīng)停在了門板上，母女倆沒能說上一句臨終的話。
　　 我姥爺辛勞了一輩子，沒吃著好的，沒穿著好的，卻享著了高壽。他活了八十八歲，無疾而終。我姥爺去世的時候，我母親早已搬到三千里之外的東北，并且正懷著我的四弟，根本回不去。況且接到消息的時候，已經(jīng)是多少天之后了，所以我母親也未能為她的父親送終盡孝。我那年剛剛六歲，懵懵懂懂，只記得父親拿著一封信，給母親念了一遍，母親就嚎啕大哭了一個下午。
　　 在我們哥幾個中間，只有我和二弟有幸回了一次老家，可惜那時候我才四歲，我的二弟正在吃奶。等長大懂事了，一點印象都沒有。母親常向我訴說我姥爺和我舅舅對我特別好，叫我不要忘恩。等我長大了，就只剩下了舅舅。然而直到1986年舅舅去世，我也沒見過舅舅是什么樣。至今我還保存著舅舅的孫子杜蘭振寫來的報告他爺爺去世的那封信，但是母親至死都不知道那個消息。因為我父親也是在這年去世的，我們不想讓母親再承受刺激了。在那個時代，不要說家里窮得勉強維持，即便拿得起旅費，生產(chǎn)隊也不會給假，況且還有政治運動在監(jiān)管著你的行動。我所能做到的，也就是每到年底，給寫去一封措辭謹慎的報告信，在信里向舅舅問候一聲而已。后來我在四平市給我們生產(chǎn)隊淘大糞的時候，托人買了一百斤全國通用糧票，給我舅舅郵了去。隔了一些日子，那一百斤糧票又被表哥給我郵了回來。
　　 以上記述了我母親娘家的一些情況，就算是蛇足之筆吧。
　　
　　 二
　　 我母親十七歲嫁到我家，到1986年我父親去世，兩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十一年，足夠了金婚的年限。然而我母親跟隨我父親的這五十年，卻是挨累遭罪擔驚受怕的五十年，是沒享受著一點家庭溫暖的五十年。從關里到關外，從青年到老年，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沒過上幾天舒心愜意的日子。
　　 我的父親原名武志存，1922年5月18日（民國十一年壬戌四月二十二日）出生。四歲時就沒了娘，是個孤兒。是我的爺爺在外當?shù)诩耶斈锢吨赣H過日子，其難可知。我奶奶去世那年，我爺爺才三十七歲，但是我的爺爺沒有再娶，而是早早地給我的父親成了親。我母親結婚之時，其實也還是個孩子，但是家庭主婦的重擔卻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她的肩上。我爺爺平素不善于料理家務，我父親更是懶散慣了，弄得家不像個家。從進了武家門，就是母親挨累受苦的開始。再加上我父母雙方都沒有姨娘姑媽和姐姐妹妹，一方?jīng)]娘，一方娘傻，真是孤零零的一對，有誰護憐？從這個家庭的一組建，就注定了母親無助無援的命運。
　　 母親和父親在關里生活了將近十年，這階段完全是舊社會。在這十年中，母親已經(jīng)從一個剛過門的年輕媳婦演變成了拖兒帶女的半老媽媽。單就中國農(nóng)村當時的生活水平而言，普天之下的農(nóng)民都是在溫飽線以下拼命掙扎，而我家的境況更在別家之下。我的父母從成家起就身背窮字大包袱，一輩子都沒放下來。更不要說還趕上了抗日戰(zhàn)爭，我父親還拋家舍業(yè)參加了革命。扔下的那個家是什么模樣就可以想象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家租種了本家武老金的二畝地，我爺爺自己侍弄尚有余暇，我父親根本就沒下地干過活。農(nóng)閑的時候，我爺爺就給人家當挑夫，主要是給小販挑菜；我父親則是東游西逛，沒什么正經(jīng)營生。但是家務事他也不管，都推給了我的母親。
　　 生活在現(xiàn)代的年輕人很難想象到家務活能有多重。以為不就是洗洗衣服做點飯嘛！其實不要說在貧窮落后的舊社會，就是在1980年以前的人民公社化時代，非常瑣碎的無盡無休的干完了也看不出來的家務活就足可以把一個人的腰骨累彎。在關里，我母親除了每日必做的灶下鍋上拆洗縫補，還要下田做工摘棉花收山芋，冬天坐在屋里紡線搓棉穗。據(jù)說收拾棉花這活不僅挨嗆，還頂累人了。
　　 我小的時候聽老人講關里的故事，以為老家盛產(chǎn)小麥，一定能經(jīng)常吃白面了，其實錯了。母親說家里常年的主食是高粱面和地瓜干。雖然是收了一些小麥，甚至是“多收了三五斗”，但是要糶出去換錢花，況且自家加工白面也沒有那個設備條件。逢年過節(jié)，只能換幾個饃饃吃，一斤小麥換不上一斤饃，吃挺大的虧，要吃頓餃子就更不容易了。因為盛產(chǎn)棉花倒是借了光：穿的就是自紡自織的大粗布。甚至連結婚時都沒換上一件花洋布衫。母親曾說：白毛女還扎了二尺紅頭繩，可憐自己連紅頭繩也沒扎上，老土布裹了半輩子身。這種家織布連我們都穿過，那時候我都上中學了，舅舅好心給郵來了幾塊布。母親給我們哥幾個一人縫了一件褂子，因為家窮，只好接受。穿在身上，難看極了，被同學們譏諷為“四六料子”。后來我才明白：給死人預備的棺材才用那個“名稱”，按厚薄大小分成幾種規(guī)格，分別稱為三五料子、四六料子或五七料子。
　　 舊社會的農(nóng)民，特別是婦女，都是在愚昧落后封建閉塞的環(huán)境中過著牛馬式的日子。干活吃飯睡覺，談不上什么文化生活。母親說：家庭婦女們之間的交流，就是在夏天吃晚飯的時候，各自從家里盛出一碗粥來，端到當街上，幾個人湊在一起，邊吃邊互相訴說聽來的新聞。而后期幾年的新聞則多是戰(zhàn)爭新聞：哪個村子又被日本人洗劫了，誰誰被“皇協(xié)軍”抓走了，聽了后倒在心里添了許多恐慌。
　　 若把每個家庭比做一葉小舟，那么，這葉小舟就必然在社會這個大海里漂泊沉浮。像武陵桃源那樣的境界終究是作家的幻想。然而，每個家庭的沉浮程度卻大不一樣。有的家庭一世平穩(wěn)安然，就像扎錨在避風的港灣，總也沒動一樣；而有的家庭卻總是在風口浪尖上激蕩跌落，甚至翻沉海底。這種巨大差異必然與家庭主人的經(jīng)歷行為直接相關。在每一個家庭中，往往一個主要成員的活動，就會影響整個一家人的命運，特別是夫妻之間的牽扯最大。拿我母親來說，如果說關里的那種低下的生活水平并非是她一人如此的話，那么母親在戰(zhàn)爭年代的顛沛流離，在運動時期的壓抑受辱，在饑荒歲月的苦難艱辛，基本與我父親有直接關系。在我父親的履歷中，曾幾次出家干革命，每一次都不僅給他自己埋下了終身的禍根，也殃及了母親、爺爺以及我們這些后來出生的孩子。
　　 父親第一次干革命，是他和母親結婚的三年之后。他參加了縣里的抗日組織，并且還前后擔任了文書、干事、隊長等幾種職務。名義上是抗日，實際上經(jīng)常交手的主要敵人卻是日寇的幫兇“皇協(xié)軍”。雙方都是不靠軍餉靠土地的非正規(guī)軍。游擊隊屬于“招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戰(zhàn)后即散”的臨時軍，其實就是拿槍的農(nóng)民。整體算起來還是平時多戰(zhàn)時少。然而對于每一個隊員來說，平時比戰(zhàn)時還要危險：因為雙方都是當?shù)厝?，彼此認識或知道。像我父親，在平時“沒招之”，也不敢在家里公開居住。但是，他抬腿走了，扔下家屬走不了，就有被綁架的危險。特別是青紗帳起，大多都不敢在家里睡覺。我母親在關里生了三個孩子，最小的就生在戰(zhàn)亂期間。拖兒帶女，也得經(jīng)常躺在麥地壟溝里過夜。有時候敵人下來搜查，也進到地里順著壟溝趟人。那可真是睡覺都得睜著一只眼睛，支著一只耳朵。況且，地里潮濕蚊蟲叮咬，屯子里狗吠雞鳴，再加上孩子哭鬧，誰能睡好？誰敢實睡？
　　 到了冬天，外面不能貓了，只好硬著頭皮在家里挺著。關里的農(nóng)家，多是小四合院，窮人家也有個院門。我家那時也有三間上房和兩間廂房一扇柴門，組成一個四合院，但是那個破門根本就擋不住人。到了晚上，時常有人叫門：“武志存在家沒有？”一聽到這動靜，母親就嚇得簌簌發(fā)抖，摟著孩子蜷在被窩里聽天由命。她根本沒有抵抗的能力，唯一能仗膽的是東屋里住著一個老公公。
　　 有一天晚上，“皇協(xié)軍”小隊長曹二貴領著幾個人闖進我家。恰巧那天父親住在家里，聽到動靜，立即起來躲在了門后。門一開，正好掩住了父親。趁幾個人涌進屋里背對門口的一瞬間，父親借黑暗立即逃脫。曹二貴進屋后，一摸被子，還是熱的，就問：“武志存呢？”母親回答：“我不知道。”曹二貴當即對著門后就開了一槍，嚇得大人孩子哇哇亂叫。屋里四壁溜空，哪兒也藏不了人，曹二貴賊眼一掃，立即帶人沖出屋子，向外追去。隨后，外面的人喊聲和狗叫聲就混成一片。父親能否脫險？爺爺和母親能不牽掛？心都快跳出來了，卻不敢出去打聽一下。大冷天，自己家呆不了，總上誰家棲身？誰愿意承擔這類風險？革命真是不容易！人民的江山真是一部分人民豁出命來打下的！
　　 母親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和氛圍中度過了她的青年時代。
　　
　　 三
　　 由于戰(zhàn)爭形勢的惡化，1942年初，父親被“皇協(xié)軍”捕獲。經(jīng)歷了一段半輩子也洗刷不凈的囚徒生活之后，當年秋，只身一人逃亡東北。隨后，母親和爺爺也隨著逃荒大軍闖了關東。母親的那段千里尋夫的經(jīng)歷，我已經(jīng)在《記我的父親武子成》那篇里詳細述說了，在此就不再贅述。
　　 1943年陰歷九月，我的父母在被稱為北大荒的吉林省梨樹縣的一個叫劉家機房的小屯子落下了腳，一直到死，再沒離開。在母親八十一年的生涯中，在東北的日子是五十八年，占三分之二還強。但是直到她死，她都懷戀關里老家，懷戀關里的鄉(xiāng)親，懷戀關里的生活。她在關里經(jīng)歷了隨生隨死的戰(zhàn)爭，關里的生活水平絲毫不比東北寬裕，她為什么那么懷戀故土呢？
　　 母親毫不隱晦地說：東北人沒有關里人實在。我父母初到東北的時候，說話口音與當?shù)厝瞬町愄?，特別是母親，嘰里哇啦的，總是招來婦女們異樣的眼光，聽些她們耍笑的話語。我的父母也不懂得當?shù)氐乃^風俗規(guī)矩，特別是婦女中的那些“說道”，處起事來，盡管自己滿腔熱忱，卻總是被人家挑理找錯，好心不得好評。半世的處人處事，讓父親總結出一句經(jīng)典名言：“跟誰也難換出一般大來”。
　　 母親曾和我說：你爹在關里的處境那么險惡，卻能得到大多數(shù)群眾的掩護；而在東北，你若有了事，面對的卻多是看熱鬧甚至是下絆子的人。我分析后以為：父親在關里，干的是抗日，日寇是我們?nèi)褡宓臄橙?，因此他會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而在東北，干的工作總要牽動老百姓自身或者其親屬的利益，總是處在群眾的對立面上。這個“群眾基礎”自然就和關里大有差別了。
　　 母親的觀點可能有地域偏見，我可不敢這么看廣大的東北人，民風的淳樸不淳樸不一定非和鄉(xiāng)土有關。但是母親曾給我講過很多鄉(xiāng)鄰們之間的事情，這些事情與我們家并無關系，但是卻讓我聽了動情撼心。與我們家相關的屬于“人待我”一類的事情我不想在此記載了，不值得我浪費筆墨。這種“難換出一般大”的外交，在我走入社會以后，我自己也有深切的體會。在此我只挑選了一件屬于“我待人”類型的舊事，算是給那個時期留下點印記吧。